在加大印象最深的英语课
初到UCLA的外国留学生，按规定大多数要补修几个月至一年的ESL（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外国语）课程，而且是本科生、研究生混合编班。
我到UCLA的第一年，也读了一个学期的ESL课程。记得花名册上还有电影系读研的中国学生王姬，据说她在去美国前已经在国内影视界颇具名气，但跟我不分在一个班。当时在洛城恶补英语的还有国内“双料”影后张瑜，我倒是与她打过一次交道。有一次赵劲彻夜不归，我按赵留给我的号码，给张拨了一个电话询问。我说“赵劲不见了！”只听对方说了一句：“My god!”这句英文虽只有两个字，以电影台词的口吻讲到如此有力度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我这个ESL班的学生除我一人来自中国外，多为亚洲人，包括韩国人、日本人、越南人等；除了我一人读研外，其他均为本科生。我惊奇地发现，他们的英语口语都比我们中国学生要强，特别是一个越美混血儿男生，“美语”讲得十分地道，令我羡慕不已。我想，这与这些国家二战后先后跟美国有“缘源”，应该不无关系。
ESL课程的英语教师都是语言学系（Linguistic）的高年级研究生，清一色的本土美国人。他们以TA（Teaching Assistant 助教）身份任教，既有工资（助教金）拿，工作又轻松，如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本土研究生，教刚到中国来的美国学生学汉语，岂非Piece of cake（小菜一碟）！
教我们英语课的也是一位语言系的美国女生。但我不大喜欢她的上课方式，因为她基本上还是cram（“满堂灌” ）式教学，学生很少有交流的机会；同时她还讲很多语法内容，以示其对学习英语的重要性，其实这对我根本不适用。因为我们在国内中学的英语语法课，无论广度深度，都已远远超过美国大学生学的了。
所以，虽然我们这位老师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，但半年下来我自觉口语进步不大，还不如不同国家同学之间的交流，对提高口语更有助益。那时班上有一位越南女生，长得很清秀，特别喜欢跟我聊天，我也就顺水推舟，既有美女养眼，又可以练习口语，何乐而不为？后来我在国内组织英语沙龙，也发现这个“规律”，大凡有美女出现的场合，都有大批男生挤在周围高谈阔论，乐此不疲，所谓“男女搭配，谈话不累”，不失是个提高英语口语的好办法。
总之，UCLA的ESL英语课，没有给我留学下多少印象，只有最后几节课是例外。那是教师为了检查评估学习成果，安排每个学生上台做featuring presentation专题演讲。
演讲的题目和内容都是学生自己提前准备好的，由教师做一定的提示。演讲时间规定为十分钟，演讲完毕由教师和其他学生提问，演讲人解答，教师根据其表现打分。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：“How to melt into the multi-national melting-pot and overcome the culture shock?” (如何融入多民族大熔炉和克服文化冲击？)虽然自觉表现不尽人意，但美国教师鼓励有加。只有这堂课，我觉得对自己的口语能力促进和帮助最大。
有鉴于此，后来我在国内外资企业人员的英语培训中，大量采用presentation on hot topics （热点话题演讲），又把这种方式进一步推广到situational dialogue（情景对话）练习，果然很受欢迎。如果说，听看英语脱口秀和肥皂剧是一种语言实践的input（输入），那么做英语情景对话和话题演讲就是一种语言实践的output。只有反复不断地把这种input和output的语言实践相结合，才是提升英语口语能力科学有效的途经。
摩天大楼下黑人抢走了我的上课录音
在洛杉矶留学生活的第一年，有一件事令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伤心不已：我上课用的walkman（随身听）连同cassette（录音带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黑人抢走了。
事情的缘由要从上课录音开始。
刚入UCLA心理系，Weiner教授指定我上两门研究生必修课，一门是Personality Psychology（个性心理学），由心理系主任Feshbach 教授讲授；另一门是Social Psychology（社会心理学），由心理系客座教授Marilyn讲授。这两位是心理系除了Weiner之外我最喜爱的教授。
这两门课程分别从个体和社会的角度窥探人性的奥秘，令我特别感兴趣。但课上精深的理论阐述和连篇的案例分析，都是滔滔不绝地用英语进行，加上大量term 术语，令我应接不暇，常常似懂非懂，一知半解。我知道，这种困难的形成，一方面缘于我对西方社会人文心理背景了解的缺失，但出国前缺少英语口语听说训练，是更基本的原因。要迈过这道门槛，还是要先从语言入手。
怎么办？我想了个“笨”办法：把教授讲课内容全程录下来，回来反复重听一遍、两遍 …… 为此，我用打工的钱买了台日本产的Sony walkman（收、录、放三用机，俗称“随身听” ），又买了十几盘Sony 和TDK高音质cassette tape（卡式录音磁带）以及数十节高性能电池，总共花了我一百多美元辛苦打工钱。此后，上课只要教授一开口，我就“咔嚓”把录音机打开。有时邻座的美国学生对我侧目而视，我亦泰然处之。下课或放学后，我就到学校花园般的小径上，一边散步一边听录音，或干脆躺在教学楼前绿茵茵的草地上，一边凝视蓝天白云，一边洗耳静听。
那时候我住在紧挨洛杉矶Downtown Area（城中心）东侧的Chinatown（中国城），每天下课后，从位于西区Westwood（华人称“西木区” ）的UCLA回家，要坐巴士先在城中心区下车，然后步行十几个街区，回到中国城住处时，一般都要在夜里十点以后。
这十几个街区，虽然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环绕，但到了晚上七点以后，除了夜店和大楼少数灯光外，大都被一片阴森森的黑暗所笼罩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常可看到三三两两穿着褴褛的黑影在游荡，这就是所谓的homeless（无家可归者），基本上都是些黑人。他们有的靠政府救济维持生计，有的靠乞讨混日子，有的则明里乞讨，暗中抢劫，目标锁定东方人。
那一天，我从UCLA放学后坐bus在城中心下车，背着书包往中国城方向走。已经是夜里十点了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只有几个homeless 在摩天大楼下的转角处晃悠。当经过一条街时，迎面走过来两个黑人，一前一后。前面那个走到我跟前时说：“Hey man, changes !” 意思是：“伙计，有零钱吗？”
我知道这是黑人beggar 讨零钱的行话，通常给几个硬币或一块钱纸币就可以打发走的。我刚往裤袋里掏硬币，对方突然伸手抓住我的书包往后猛揣，书包瞬间被他抢走了。只见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只钱包，从钱包里又取出我仅有的一张20元美金纸币，把书包扔下撒腿就跑。后面那个黑人见状也跟了上去，看样子是想去分赃。但前面那个跑得太快，这个黑人没追上，于是折返回来，把我刚从地上捡起的书包，又抢了回去。
这个黑人快速拉开书包上的所有拉链，倒过来底朝天一抖。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书本和用品撒了一地，我上课用的walkman 和几盘录音带也赫然在其中。
那年头，一只高质量的walkman在homeless圈子里可卖得几十美金。那个黑人显然知道其价值，所以大喜过望，将walkman连同录音带从地上捡起来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
所有这些都只发生在十几秒时间内，令我猝不及防。如果说前面那个黑人抢走我20美元还只是小事，那后面这个黑人抢走我“赖以为学”的walkman和录音带，才真令我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那次事件以后，我再没有买过录音机，上课也不再用录音。但我至今仍珍藏着当年Marilyn 教授讲授社会心理学唯一保存下来的一盘录音带。现在偶尔拿出来播放，美国教授讲课的朗朗之声，听上去依然很新鲜、很受益，三十多年前UCLA课堂的情景恍如历历在目。
同时，这次事件也教训了我如何对付黑人的抢劫，为几年后在一次更大的生死攸关的黑人抢劫案中化险为夷，做了精神上的预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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