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教授听不懂中国学生英语
一九八六年秋天，我以“自费自读”身份申请赴美国留学，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心理系录取攻读博士研究生。
在此之前我已通过“托福”考试，英语成绩达到录取美国一流大学研究生院的及格线。同时，我在浙大也上过一段时间美国外教的英语口语课，平时喜欢与有相同爱好的同学以英语聊天，所以对于英语口语，我的自我感觉还不错。这种情形，与现时很多大学生通过英语4级和6级考试，平时以会侃几句英语为自得，颇为相似。
可是到美国我碰到了难题。我读UCLA心理学研究生，是跨专业、跨年级破格录取的。我的本科不是心理学，而UCLA的心理系又没有硕士课程，所有录取的研究生直接攻读PhD。在美国，心理学作为一门介于精神科学、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，其对于英语语言功底及其运用的要求之高，远远超出一般人和我的想象，为此，英语口语语言对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首先碰到的“障碍”是我的指导老师Weiner教授。他是一位美国和国际社会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，以提出“行为 = 动机 x 期望”（Motivation x Expectation = Behavior）的著名理论而著称。他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十分关顾，见面第一天就送我一本他亲笔签名的近著：《人类行为论》（“Human Behavior”）。可接下去问题就来了。他跟我讲话很快，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。而我在讲话时，他虽然每每侧耳倾听，仍每每露出迷惑的样子，还时不时打断我说：“John, can you say it again?” 我很明显地感觉到，他听我讲英语非常吃力，也许压根儿就没听懂我在讲什么，只是出于礼貌和爱护，没有给我泼冷水而已。这反倒令我感到很惭愧。我也迷惑了：难道我讲的不是英语吗？
我碰到的另一个“障碍”是我的Buddy，即系里分配给外国研究生新生一帮一的美国伙伴。这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生，与我同在一个专业即“人格心理学”（Personality）专业读研，比我高一级。她与我之间的交流，就没有与教授那样温文尔雅了，几番不顺，她即不告而辞。
记得最后一次与她打交道，是在我入学那年的感恩节，她回西雅图老家去了。我因为有一件事要咨询她，就从洛杉矶给她家挂了个长途电话。我刚开口没讲了几句，只听电话那头说：“Pardon?”
这个英语单词，现在国内学英语的恐怕没有不知道的。它用在这里的实际意义是：“我没有听懂”或“烦请你再说一遍”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我当时只知道这个词的书面解释是“请原谅我”。我的Buddy对我说“请原谅我”是何意？我一下子给蒙住了。
可能由于没有回应，对方以为我没听清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Pardon？”我仍然不知所云。约莫隔了几秒，只听到听筒里“啪”的一声，对方把电话挂断了。可惜啊，从那以后，这位美女Buddy 再没有与我有过联系。
还有一件更尴尬的事。上心理系研究生课，通常是清一色的美国学生，很少看到黄面孔。有一次上“人类性心理”（Human Sexual Behavior）课，美国学生都异常活跃，提问接答问，此起彼伏。可能教授看到只有我一个人表情木然，在讲完一段论述后，就走到我面前关切地问：“Does that make sense to you?”
我更加愕然，只好无动于衷，因为我听不懂他问的是什么意思。这时教室里所有美国学生都转身对着我看，好像在看一个外星人；而我除了满脸涨得通红外，不知所措，真有无地自容之感。
其实，这也是一句很普通的英语口语，意思是“你对我说的听懂了吗？”而当时我确实连这句话也听不懂，又何谈回答呢？古人云：“士知耻而后勇”，就是这件事，从此激发起我一定要学好英语口语的决心。
后来，我在美国打过各种各样的工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。我干过餐馆busboy（茶博士），当过Chinatown的yellow cab driver（出租车司机），当过华人家庭的house keeper（管家）, 当过美国连锁快餐店Pizza Hut的deliver（送外卖），当过美国小学的cover teacher（代课老师），当过洛杉矶城中心区的motel manager（汽车旅馆经理），还当过美国大公司老板的私人内务助理（domestic assistant）。在美国十几年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使我认识到，我原来在国内学的英语口语是Chinglish（中国英语），在真实的英语环境里就成了“李鬼碰到李逵”，原形毕露，丑态百出。要学地道的英语口语，必须从零开始。
（连载待续： 上一篇《从浙大英语口语课说起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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